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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院前,政政在出租屋内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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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日,北京儿童医院,探视完孩子后,樊喜法在病房外哭泣,由于孩子病情特殊不能陪床,樊喜法只能一周探视二次。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

新京报讯 “几天没见孩子,整个心里空落落的,好像丢了什么。”昨日,樊喜法叹气道。60岁的他在海南打工时捡到一个双性弃婴,独自收养三年多。近日,樊喜法带着孩子来北京儿童医院治疗,因媒体报道备受关注,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纷纷提供帮助,目前,孩子的各项检查仍在进行中,已经筹得捐款30多万。

“哪怕卖肾也要换孩子健康”

2012年11月15日夜间,57岁的樊喜法在打工的海南三亚捡到弃婴政政,带在身边收养三年半,并在河南老家为孩子办理了户口。由于孩子患有“先天性生殖器两侧畸形症”,即俗称的“双性婴儿”,于近日带着孩子来到北京儿童医院治疗。

2012年至2015年,樊喜法曾辗转海南和河南的多家医院,一份郑州当地医院的病例显示,超声提示,患有“先天性生殖器两性畸形症、双侧卵巢存在。”

此前医院曾提醒,最好在孩子三岁前进行手术,如今政政已经三岁半,樊喜法很着急,但一直苦于没有费用,“三亚医生说至少要20万,我听说卖肾可以换钱,想着哪怕卖肾,也要换孩子健康”。

在媒体关注下,政政得到了社会很多爱心人士的关注。不时有好心人前来医院,给孩子带一些礼物,“有人送了个电子设备,可以放动画片,听音乐,我就给孩子放在病房里,孩子能解解闷。”樊喜法说道。

两公益组织参与救助共获捐30万

记者跟随的一天时间里,樊喜法基本上隔几分钟就会接一次电话,这些电话都是爱心人士或者公益组织打来的,询问孩子目前的情况,并提供捐助。

因为电话太多,来北京后,樊喜法又重新办了一个新的手机号,“一个手机根本接不过来。”能看到手机短信提醒着,“您的银行账号新增了100元,目前余额为60000”。

樊喜法介绍,目前已经有两个公益组织介入,为孩子设置了一个救助账户,自己的银行卡也不断收到捐款,截至目前,公益组织称已经筹得捐款20万,加上自己的账户,共有30多万善款。

昨日下午,医生告诉樊喜法,孩子已做了B超检查,后面还有染色体、心电图、核磁共振等一系列的检查。目前孩子由于交叉感染,有些发烧,正在打点滴,而且孩子还查出心脏可能存在问题,还需要进一步观察。

“之前三亚的医生说,手术至少要20万,现在我已不再让其他公益组织帮助了,就等着检查结果出来,看需要多少钱。我会在媒体的监督下使用这笔钱,一旦费用够了,我就会立即停止募捐的。”樊喜法说道。

■ 对话

“希望孩子长大后能过正常人生活”

新京报: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收养这个孩子?

樊喜法:人来到这个世上,不能剥夺别人生存的权利,能帮就帮,我要是不帮他,小孩就只能自生自灭。刚开始时还想把他送到救助站,因为在海南不是本地户口,救助站不收,现在是怎么也舍不得了。

新京报:收养孩子之后,自己和之前有什么变化?

樊喜法:虽然累了点,但过得很开心,孩子是我的精神支柱,以前自己一个人时,生活不规律,现在有了孩子,自己不吃,想着还得做饭给孩子吃。

新京报:独自养孩子最困难是什么时候?

樊喜法:孩子一岁半时,我身上只剩下200块钱,连桶奶粉都买不起,只能每天打两份工,再雇个保姆来照顾孩子。

新京报:以后有什么打算?

樊喜法:不回三亚打工了,等孩子的病治好了,想要(回家)养两只羊,家里有几亩地,每天早上送孩子去上学,自己在家干活,晚上接孩子回家,两个人好好生活。我一定要把他治好。我们村里也有个双性孩子,长大后一直一个人生活,我希望我的孩子长大后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。

■ 讲述

孩子被遗弃时只有两斤多

昨日下午,是规定的探视时间,樊喜法一从病房出来,就蹲在地上闷声哭起来。“病房门一关,孩子看见我出来了,立马就哇哇大哭,我看着也控制不住。”

樊喜法回忆起自己第一次遇见政政的情形。前些年,他一直在海南三亚的一个工地打工,主要靠搬砖赚钱。“拉砖、拉水泥、拉砂浆,什么活我都干过。”

2012年11月15日夜里,樊喜法骑车回家,路过凯莱大酒店门前的绿化带时,突然听到了婴儿的哭声。“那天还下着毛毛雨,一个孩子就躺在饮料箱子里,光着身子,下面只垫了张报纸,嘴唇发紫,脐带都没剪,血就沿着脐带往外流”

樊喜法称,自己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裹上,再用手掐住脐带,把车子随便丢在路边,就抱着他奔向了附近的农垦医院。“我和孩子有缘,抱着他的时候,立马就不哭了。”

孩子被送到医院后,妇产科的医生帮婴儿处理了脐带,并清理了孩子的身体。随后,樊喜法给孩子买了奶粉,并决定要抚养这个孩子。

“当时孩子只有两斤多,医生都说,孩子不一定养得活。”樊喜法说着,就算有万分之一的可能,也要把这个孩子养大。

孩子学会第一句话是“妈妈”

“其实刚抱起孩子的时候,我就发现了孩子的异常了,很多人不支持我的行为,但孩子已经很可怜了,我从没想过不要他。”樊喜法回忆起当年收养孩子时的情境说。

自1999年妻子去世后,樊喜法一直独自生活,唯一的女儿随后也患上产后抑郁症。“之前没发现多喜欢孩子,养了政政才发现离不开了。”

三年多里,樊喜法独自照顾着政政。刚开始的一年半里,樊喜法辞掉了工地工作,做起了“专职奶爸”,和房东太太学带孩子,靠自己3万多的积蓄维持生活。孩子6个月大时每6天就吃完一桶奶粉,每桶250块钱,再加上房租和水电费,钱很快不够用了。

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,他找到了两份工作,白天做杂工,晚上再做保安,一个月能赚到5000块钱的工资。因为白天上班无法照顾孩子,所以又不得不花3000块钱聘请保姆照顾孩子。

“也许是受别的孩子影响,他学会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妈妈,也一直把我叫做妈妈。” 樊喜法苦笑道,还是在房东太太的帮助下纠正了,可是孩子还是会问,“那我的妈妈呢?”

2015年,为了给孩子办理户口,樊喜法回到了河南老家。“一开始我爸也不支持,但政政很懂事,会在吃饭时主动给爷爷拿碗筷,爷爷出门时,也会递上拐棍。”樊喜法笑着说道,父亲开始改变对孩子的态度。

樊喜法也很欢喜,平日自己都喊孩子“宝宝”,在他看来,政政就是他捡到的宝贝,无论如何,自己一定要治好他的病。